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表现一个地域的山川人文是许多作家的梦想。巴尔扎克在《人间喜剧》的前言里面自诩为法国社会的书记；福克纳尽心地描绘“邮票般”大小的约克纳帕塔法县
在八十年代中期兴起的文化“寻根”热潮中，中国的许多作家也试图通过对“边缘文化”与中心话语的反思来完成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深层思考。我不知道这股思潮是否对蔡测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，但是许多作家都把笔锋转向对边缘文化、边缘群体的书写，这其中的缘由本身便是颇费思量的。孔子曾说过：“礼失，求诸野”，可见我国很早以前就存在着一个居于“朝”之外，叫着“野”的民间社会。这个“野”独立于“朝”，又与“朝”有着密切的关系，他们是对立的，有时又互相依存、互相渗透、互相影响。也许正如孔子所说，当“朝”这个主流社会“礼失”的时候，野更能显示出其价值。正统社会对民间社会的策略是一元的：顺者昌逆者亡，这也许就是“良民”的真正含义。小说主人公陈次包对此有深深的领会：“刁民是骨头，良民是肥肉，干部是瘦肉，坏人是屎。这个世界是不断长膘的畜牲，我要当良民，我不要变成屎。”民间社会对正统社会的文化策略是多元的――合作、反抗、逃避――然而，家长制下民间社会文化策略的困境也是显而易见的：抵抗者不仅没有什么利益可言，一般是要被杀头的；只有合作可以得到较大的利益；游离者则是清贫者。以利益与自由的分配状况看，恰成一个反比例。庄严和自由要以牺牲利益为前提，所以中国的圣哲们主张“安贫乐道”，更有甚者，主张“绝圣弃智”、“绝仁弃义”、“绝巧弃利”。他们经常讨伐“利欲之徒”，厌恶“不义之财”。然而提倡归提倡，讨伐归讨伐，“利欲”仍然支配着这个世界，物质利欲的上升，精神境界的下降成为当今世界的一大危机。但实在说来，没有饭吃，也就不好“悠然见南山”了。陈次包的“官吃运，民吃粪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，如果他连拣粪的权力都丧失了，生命也就很堪忧了。那位不食“嗟来之食”的古圣者，他的前途只有一个：死。自由和尊严何其昂贵。
《非常良民陈次包》作为一部“三川半人物考”，展现了三类人物形象：第一类是以老王、牛司令为代表的反抗者，最终的结果是被人割了蛋蛋。第二类是以牛贩子、兽医站长为代表的“合作者”，他们是权力的拥有者。作者通过对他们的升迁与失意、自以为是与愚昧无知、道貌岸然与腐化堕落的描写，活灵活现地勾画了某些中国下层“权利”占有者的嘴脸，那头变白又变黑的猪的历程便是他们一生的真实写照。第三类人是以陈次包、憨老、李眼睛、王二饼为代表的“游离者”，他们都有一点过人之处（如陈次包的赌博、憨老的画等），他们是“聪明人”，但都有命运多舛的人生旅程。人生的遭际使他们相对淡看名利、冷对荣辱，同时又在自己低贱的工作中努力地寻找生活的乐趣，以审美的眼光完成自己对生命的诠释。作者给这类人物投入了较多的笔墨，在一定意义上来说，他们显然代表了作者的人格理想。
说他们是“游离者”并不是说他们可以置身于社会中心话语之外，而主要是指他们的一种人生态度。他们是一种边缘人，这里所谓“边缘人”，是指一种民间的社会精英，他们本身有能力进入基层社会权力中心，但由于对于基层行政行为的不满，以至于与自己的人格操守相抵触，因而自觉地或被动地游离于话语中心之外。但“游离”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批判，他们往往是通过讽刺、揶揄等方法表达自己的反抗，标识自己的异类形象。在《非常良民陈次包》一文中，兽医站长给畜牲屁股上画红以收取贿赂费，陈次包则乘着夜黑给全村的畜生屁股上都画了红。憨老则“画了一幅猪头猴腚的动物送给兽医站长，兽医站长看了高兴，以为憨佬顺了他的意思，牲口的屁股上是要画红的，画的意识与兽医站长的意识就是统一的，统一了对三川半畜牲的认识，得送牛卵子给憨佬下酒。后来一想，这憨老头画了头不猪不猴的怪物给他等于是骂他?”不仅如此，这些边缘化的民间精英，对于正统话语时刻保持着自己的敏感，他们常常以“地方性知识”来解构社会中心话语：如这一段：“三川半人管美元叫美国人民币。银行的人多次纠正了这种说法，美元可以叫美金，不叫美国人民币。美国只有纳税人，没有人民。陈次包同银行的人辩了几回，美元叫美金，人民币就叫人民金，英国钱叫英金，越南钱叫越金?银行说话的是位女士，陈次包说什么越金英金，听起来很不雅，以为陈次包调戏她，性骚扰一类，问这个人是蠢呢还是坏?”为什么必须叫“美金”呢？这显然没有必然如此的道理，之所以“银行的人”去纠正，是因为“美国人民币”的称法不符合社会正统话语规范，陈次包的看似无意的无赖般的调侃，事实上反映了边缘化的“地方性知识”对于正统话语的抵触。
干部的话语权力是由“干部”的身份、地位、权力、声誉所决定的，许多时候，这些附加因素的分量甚至超过语义的作用，使话语产生一种超额的影响。在这当中，至关重要的是“身份”，具有身份的人，是话语权力的主导者，谁都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存在，感觉到来自他们威权的压力。他们的一开口，或者咳一声，或者甩一个眼色，旁人便住嘴，便洗耳恭听。这种安静是身份最通常的显示，也是人们对于语言权利最为默契最为协同的甘心服从。相反，一个没有身份的人，所谓人微言轻，说什么都是白说，人们不会在乎他说什么，甚至不会在乎他是否把话说出来。他的言语总是消散在冷漠的荒原，得不到回应。具有身份的人，他们操纵的话题被众人追随，他们的词语、句式、语气等等被众人习用，权利正是在这种语言的繁殖中得以形成，在这种语言的扩张和辐射过程中得以确证和实现。正是由于身份的不同，才有“干部”与“良民”的差异。“干部叫浩杆子，本来也是个良民，往上升了一节，就成了干部。浩杆子是干部，因为他的脸相、语气都是干部，他没一点儿跟良民陈次包相同的地方。陈次包多次打量过浩杆子，人家就是个干部，那样完美，四个兜的衣服，插了两支亮亮的钢笔，一身香肥皂气味儿。陈次包打量干部，像一件又脏又破的旧衣服打量一件新衣服，像一棵蒿草打量一棵大树。”说到底，人不是人，是身份。吃分上席下席，坐分主次，行分前后左右。得位为贵，得钱为富。得位者有财，为富贵，得财者得位也为富贵。富贵双全为大人。富贵可得。一个有身份的人被骂，受的伤害比一般人要严重得多。贱的变贵的可以，贵的变贱的不可以，难受。世界上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，这决定了一种生物同另一种生物的关系，形成一种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。强的用弱的。“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。畜牲成为人的畜牲，人成为畜牲的殖民。这些问题，都是强弱问题。公猪那么强壮，老疙瘩的儿子那么弱，人就要背猪。人沦为牛马，人沦为奴隶，都是强弱问题。水生的弱，实为老疙瘩的弱，弱父弱子，弱国则弱民。弱子又则弱父，弱民又则弱国”。作者意图通过身份来展示民间社会症结的各种纽结，可以说是抓中要害的。这种身份的不同还表现在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上，“三川半的男人不算体魄雄健但个个是好打手，这些打手是女人和畜牲给训练出来的，打畜牲和打老婆。牛打生，马打熟，老婆打成奴，睡成瘪枕头。打字唱在嘴上，连女主人都要遭打击，那些畜牲进了这样的人家还会过好日子吗？它们在被宰杀被役使之前，要遭受无尽的打骂。畜牲眼鼓鼓地问人，凭什么当畜牲就要挨打受骂？人就说，不挨打受骂就不是畜牲。”
在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，一方面由于现代化的体制建设不完备，一些古老的传统观念仍然束缚着下层的男男女女；另一方面，则由于有一些“念歪经的和尚”操持着基层话语权。一体化的管理，各级官员更多地是由国家所委派，由于缺乏民主监督，其结果将是“民间社会精英”的退隐。在民间社会，通常，一个论断的宣布，一条语录的解说，一套政策的执行，并不仅仅是真理的考辨，同时――某些时候应当在更大程度上――还是话语权力的较量。语言与社会之间呈现着一种特殊的联系，两个领域之间出现了种种复杂的权力抗衡和权力兑换。
在《非常良民陈次包》中，作者通过闲散的笔调，用类似于《马桥词典》的词条方式讲述了一个个小故事，勾画了一张张民间风俗画，但掩藏在后面的则是民间社会中话语权力的争夺，表面上的平静难以掩饰内在的矛盾与冲突，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把这种表现得与农村的生活节奏相协调。但是我们不难发现，小说对某些基层社会权力拥有者的讽刺与揶揄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民间社会权力运作模式的质疑与批判，作者似乎认为，在基层实行民主选举，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有效的途径。《非常良民陈次包》是一部对民间社会精英真诚的呼唤之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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